贾总是出了名的职场讨厌鬼，不仅员工讨厌他，同事讨厌他，甚至老板也暗暗地讨厌他。不过很奇怪的是，过去几年他的职场发展，却如同坐了火箭，尽管实在的业绩乏善可陈，但“位置”却升了好几次。
贾总最近摆弄的新玩意是“平衡计分卡”，一个被无数大学教授奉为管理圭臬却在企业屡屡碰壁的玩意。不过对于受命于老板要做“优化管理”的他来说，实用与否倒是其次，关键是贾总总算找到了能让他显示下“总”的权威的地方。
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只有“务虚”特长的贾总还能在公司混得下去？公司所在的行业，竞争也非常厉害，竞争对手虎视眈眈，对他们的公司的攻击甚至还不仅仅是在商场上，据说公关公司都雇佣了不少，来写反面的宣传新闻。贾总在业绩上自然对公司毫无贡献，但问题在于，他在公司安身立命的资本又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贾总有着不错的学历背景，正牌清华大学的MBA，本科也是毕业自名校，这自然是刚从乡土中出生的中国民企所喜欢的。知识的匮乏常常会表现出对知识的过分崇敬和对高学历的迷信。但知识本身并不会创造财富，如果没有落入实践，知识越多反而越“反动”。学历也是如此，它只是受教育的程度，并不都代表着能力。
但对不少公司的老板而言，贾总之流的学历背景，恰好是公司的一张很好的装饰画。墙上多么破没有关系，挂上装饰画一挡，便可以都遮掩住。不过如果仅仅是装饰画功能，这就太小看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老板了。贾总对老板而言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士大夫”的功能。
“士大夫”之说，要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去寻找根源。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文化——或者说宣导的文化——其实质是和中国文化的本源一脉相承的。归根究底，就是朱熹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泯灭个体的疆界，让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导入公式化的公司管理之中。所谓的中国式“敬业”（注意中国企业很少讲“专业”）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中的人伦观念。中国文化中所存的“天理”，实际也就是是人伦精神的体现，是让每一个个体以“知天命”的方式，在人间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后把它当作是天赋命运一般的予以安守。中国文化和中国企业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给个体安排的命运是“安身立命”。而这个“命”的执行方式，就是由每一个个体将自己纳入“人伦”或“集体”或“公司”这样的关系中，并且在其中尽量保持“和合性”。
所谓的“和合性”，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讲，就是“克己复礼”，用现代的话语讲，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用公司的话语讲，就是“团结协作”、“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处处为他人而活的生存意向，在传统时代，它要求的是“忠君”；在现代，它要求的是为集体事业的舍生；在公司，它要求的是“没有任何借口”。
实际上，正是中国的这种传统造就了士大夫“安天下”的动力。尽管这种文化也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中国式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点只是为了“镇止民心，使少知寡欲而不乱”，从历史上的作用看来，它从未让中国走向日本式的集体强化，只是徒然造成了每一个个体能力的大幅度被弱化。
但使得个体的被弱化，似乎是不少企业管理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来的“精华”，因为如此这般似乎更容易管理。正因为“天理”灭掉了个体的生机，因此，管理者能把个体当作是可以随意安装在任何一处的零件，而“天理”的逻辑正是无论安装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集体服务。
这种团结和谐的“天理”也似乎正在成为一些企业管理者的理想，他们希望每一位企业成员都在这样的和合性关系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而贾总这样的人，正是老板眼中帮助他们实现这样的理想的最佳人选。
和士大夫的“厝天下之民于衽席之上”、“解民于倒悬”的政治理想相似，企业的士大夫也是政治挂帅。说政治挂帅可能还不够，士大夫要做的还是政教挂帅。和西方企业只要求专业化的方式不同，中国企业往往对企业成员怀有“教化”的理想。这是一种奇怪的“政教混合体”，他们要求的不是西方式的专业主义的现代职业团体，而是思想大一统的类国家模式。
